本文作者：赵鹏

摘要：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赋予承包人的一项法定优先权，旨在协调不同债权之间的冲突。 自该制度创设至今已有二十六年，其制度内涵在此期间不断深化与拓展。然而，关于该项权利的性质、主体、客体、优先效力及行使方式等核心问题，至今仍是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议的焦点。对权利性质的深入研究，是妥善处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法律适用各类问题的前提与基础。

关键词：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法律适用

一、权利性质

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性质认定，我国理论界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种代表性学说：其一“留置权说”，其二“法定抵押权说”，其三“优先权说”。

留置权说⁹主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从承揽合同中单独分离出来的，承包人所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承揽人的留置权¹⁰在功能上具有相似性，承包人对不动产同样可以行使留置权，因此应将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定性为留置权。然而，反对该观点的学者¹¹提出以下质疑，首先，留置权的客体通常为动产，而承包人完成的建设工程属于不动产；其次，留置权的成立条件之一是债权人占有标的物，而在发包人不支付工程款时，一般情况下承包人已经不占有标的物，因为工程竣工验收且交付给发包人后，才到工程竣工结算阶段。

法定抵押权说¹²主张，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未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作为独立于承揽合同的类型，而是在承揽一节中规定承揽人享有法定抵押权。我国合同法也借鉴了上述立法经验，在建设工程合同中规定了法定抵押权制度，赋予了承揽人法定抵押权。在学理解释上，一般认为该法定抵押权优先于意定抵押权。

因此，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定性为法定抵押权更为适宜。而且，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时，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商将工程折价，或请求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并就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这一权利在性质上符合不动产抵押的基本特征，因此有观点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一种法定抵押权。然而，反对该观点的学者¹³提出了以下质疑：首先，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不动产抵押权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若承包人未办理登记手续，则无法依法取得抵押权；其次，在建设工程实践中，发包人通常已为融资贷款而将工程抵押给银行，此时便可能出现两个抵押权并存的情形。在此情况下，两个抵押权的优先顺序难以直接确定——银行抵押权往往设立在先，但从所担保的债权性质来看，承包人的抵押权又应优先于银行的抵押权。

优先权说主张¹⁴，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律赋予建设工程承包人的法定优先权，其效力优先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该权利依据法律规定而产生，自法定条件成就时即告设立。只要符合法定条件，承包人可不经审判或仲裁程序，直接向人民法院主张行使此项权利。即使承包人在审判程序中未主张此项权利，且执行依据亦未确认其享有该项权利，也不意味着其当然丧失该权利。在执行程序中，承包人仍可主张行使此项权利，人民法院应结合执行依据的裁判内容，并依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审查判断其优先受偿权是否成立。此外，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系由《民法典》所创设，属于一种在建设工程上的法定优先权，其性质与船舶优先权¹⁵、航空器优先权¹⁶相类似，效力上优先于抵押权及普通债权受偿。然而，反对该观点的学者¹⁷提出了以下质疑：若将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定性为优先权，其性质界定不清，究属债权或物权优先权未能明确；此种模糊状态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笔者认为，优先权说更为合理。

二、权利主体

根据我国法律¹⁸及司法解释¹⁹的规定，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主体。实践中，承包人的范围涵盖勘察人、设计人、监理人、土建承包人、装饰装修工程承包人以及实际施工人²⁰。然而，对于勘察人、设计人、监理人、装饰装修工程承包人、实际施工人以及工程价款债权受让人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仍存较大争议。

（一）实际施工人

实际施工人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实务中存在较大分歧。一种观点持肯定立场，理由在于：其一，实际施工人是建设工程中人、财、物的实际投入者，其主张的工程价款中亦包含建筑工人的劳动报酬，赋予其优先受偿权有利于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其二，即便其不具备相应施工资质，只要与发包人直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即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与发包人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因而应认可其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另一种观点则持否定态度²¹,认为实际施工人往往涉及违法施工行为，从法律价值导向上应对其作负面评价，其权利保护标准不应等同于合法承包人。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现行法律框架下创设实际施工人制度，初衷在于解决农民工工资等基本生存权益保障问题，但该制度以存在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扰乱建筑市场秩序的情形为前提，客观上亦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建筑行业的违法违规现象。从长远来看，应逐步在建设工程法律制度中淡化并最终摒弃“实际施工人”这一概念，转而通过强化合法承包主体责任、完善工资支付保障机制等方式，实现行业治理与权益保障的平衡。

（二）勘察人、设计人

对于勘察人、设计人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实践中存在争议，主要形成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²²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五²³条对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所规定的 “承包人”进行了限缩解释，仅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不包括勘察合同与设计合同。其基本理由在于，当年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立法初衷是解决长期存在的工程价款拖欠问题，核心在于保障施工企业的工程款支付，进而实现建筑工人劳动报酬的落实。其次，从行业特点来看，勘察、设计主体从事的工作多为技术性智力劳动，且其可通过拒绝交付智力成果的方式进行私力救济，因此并无必要通过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予以特别保护。第二种观点则认为， 民法典第七百八十八条第二款²⁴已明确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勘察、设计及施工合同。依文义解释，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所称的承包人应当包括勘察人与设计人。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为合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本意在于保护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在工程总承包模式、联合体承包模式下，设计人是否享有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通说认为，在工程总承包模式²⁵下，工程总承包人与发包人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负责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或设计、施工等阶段的工作，其应当认定为法律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承包人，依法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而在联合体承包模式²⁶下，若设计单位仅承担设计任务而未实际参与工程施工，则不宜认定其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若允许设计单位单独主张优先受偿权，可能导致其在受领工程款后，与施工单位之间产生内部款项分配纠纷。一旦施工单位未能实际取得应得工程款，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保障工程价款实现的制度目的将可能落空。笔者认为，此种司法实践符合创设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之立法本意。

（三）装饰装修工程承包人

关于装饰装修工程的承包人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装修装饰工程款是否享有合同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的函复》²⁷中已明确予以肯定，且该立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七条²⁸中得到了延续。

然而，在装饰装修工程的发包人并非建筑物所有权人，或承包人与建筑物所有权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形下，承包人是否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实践中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应严格遵循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和批复的精神，否定此种情况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发包人对建筑物不享有处分权，其债权人亦不享有对该建筑物的任何权利。若将此类建筑物纳入装饰装修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范围，不仅无依据地扩大了承包人的债权受偿范围，亦侵犯了建筑物所有权人及在该建筑物上设定其他担保物权的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实属不妥。另一种观点²⁹则认为，尽管装饰装修工程通常依附于已建成或基本建成的建筑物，但其附着性并不否定其本身可能具备的独立价值。因此，即使发包人并非建筑物所有权人，仍应进一步审查装饰装修工程在客观上是否具备单独折价或拍卖的可能性。若装饰装修工程具备折价或者拍卖条件，装饰装修工程的承包人享有优先受偿权。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四）工程价款债权受让人

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转让后，受让人能否一并取得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因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依据，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引发较大争议，并主要形成了以下二种代表性观点：一为“肯定说”，二为“否定说”。

“肯定说”³⁰主张，建设工程债权转让后，受让人应继受取得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理由如下：其一，确认受让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这既有助于原债权人获得充分、合理的债权转让对价，更能直接保障建筑工人劳动债权的实现。其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法定优先权，其功能在于担保工程款优先支付，属于工程款债权的从权利，并非专属于承包人自身，可随主债权一并转让。根据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该权利并不具有人身专属性。其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工程款债权一并转让，既未加重发包人的负担，亦未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否定说”³¹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应随工程价款债权一并转让。理由如下：其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优于普通债权和抵押权的效力，但缺乏法定公示方式，实践中常出现其与担保物权乃至正常交易秩序发生冲突的情形。有必要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予以合理限制，其享有与行使主体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其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保障建筑工人的工资。其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已明确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主体限定为“承包人”，勘察人 、设计人及监理人均不享有该优先受偿权。

笔者认为，“肯定说”较妥。我国法律并未明确禁止承包人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转让。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工程款债权受让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有利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制度创设目的的实现，也符合“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法律适用原则。

三、权利客体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客体，在理论与实务中仍存在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建设工程价款、违约性质款项、土地使用权价款、公益工程相关价款等。

（一）建设工程价款

依据相关法律³²规定，承包人对建设工程价款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中的“利润”是否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受偿范围，存在较大分歧。有种观点³³认为，“利润”属于建设工程价款的组成部分，应该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保护范围。另一种观点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保护的利益在于承包人通过工程建设行为物化到建设工程中的那部分费用，故承包人赚取的利润不应纳入其保护范围。笔者认为，上一种观点较妥。

（二）违约性质款项

有观点³⁴认为，发包人逾期支付建设工程价款产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承包人实现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等具有违约责任性质的款项原则上不属于建设工程价款的组成部分，不应将其纳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保护范围。另一种观点认为，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当事人会将某些违约行为产生的相关损失费用纳入索赔范畴，在承包人根据约定行使索赔权利后，相关损失费用便被计入工程造价中，此种情形下，相关损失费用虽然仍属于违约性质的款项，但因列入造价中，亦应纳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保护范围。

（三）土地使用权价款

关于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权利范围是否涵盖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尚未明确，导致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存在较大分歧。有观点³⁵认为，承包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标的物，是指其施工完成的、属于发包人所有的建设工程（不动产）及该工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对于动产，仅限于那些已经组装或固定成为不动产组成部分的物，而仅作为配套使用、未附着于不动产的动产则不在此列。然而，另有观点³⁶则认为，土地仅是建设工程的载体，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标的物仅限于建设工程。建设工程价款是承包人投入或物化到工程中的价值体现，法律之所以赋予建设工程价款以优先受偿权，其主要目的在于优先保障建设工程劳动者的工资及其他劳动报酬，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注意的是，劳动者投入到建设工程中的价值以及材料成本，并未转化为该工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组成部分。

（四）公益工程价相关价款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客体是否包含公益性工程相关价款，在理论与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³⁷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仅适用于不属于“不宜折价、拍卖”的建设工程。所谓“不宜折价、拍卖”的建设工程，应解释为法律禁止流通物，主要包括公有物与公用物，例如国家机关办公用房、军事设施、公共道路、桥梁、机场、港口以及公共图书馆、公共博物馆等。但国家机关的员工宿舍不属于此类公有物范畴。另一种观点³⁸则认为，即使承包人所承包的建设工程属于公益性工程，承包人仍应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四、优先效力

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无需登记即可成立，故而极易与该工程之上的其他权利产生冲突。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效力问题，相关司法解释³⁹明确规定，承包人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然而，在特定条件下⁴⁰,承包人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法律效力又低于商品房消费者的债权。在各种权利发生冲突时，不仅要考虑法律规定，也要进行利益衡量。现就各种权利冲突的情形作如下分析：

（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抵押权

承包人基于建设工程价款享有的优先受偿权与抵押权人享有的抵押权发生冲突时，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受偿。此类权利冲突本质上是社会资源稀缺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通常只有在发包人资产不足以同时清偿建设工程价款与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时才会显现。化解该权利冲突的考量路径如下：其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制度的设立初衷在于保障建筑工人的劳动报酬，即维护建筑工人的生存性权利。法律通过赋予承包人对其“物化劳动”成果的优先受偿权，旨在平衡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而抵押权制度的设立目的则侧重于保障债权安全，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其二，在价值位阶上，承包人的经营权利（其中包含建筑工人的生存权利）应优先于抵押权人的纯粹财产性权利。

（二）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在商品房预售中，如消费者以居住为目的购买房屋并已支付全部价款，则其对特定预售商品房所享有的物权期待权，应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处理该权利冲突的主要理由如下：其一，商品房消费者的生存权益应优先于承包人的经营权益⁴¹；其二， 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的建设工程价款，其资金来源实为消费者所支付的购房款；其三，若消费者的物权期待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将直接影响商品房的正常销售，进而阻碍建筑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商品房消费者价款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商品房消费者价款返还请求权与商品房消费者物权期待权在权利属性上存在本质区别。当商品房消费者的物权期待权无法实现时，其价款返还请求权应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化解此类权利冲突的考量路径如下：其一，商品房消费者的生存权益在法律上应优先于承包人的经营权益；其二，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的建设工程价款，其资金实质来源于商品房消费者所支付的购房款项；其三，若商品房消费者的物权期待权无法获得有效保障，将直接影响商品房的销售与流通，进而对建筑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权利行使方式

在司法实践中，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是否必须以诉讼或仲裁为前提条件，素有争议，主要存在以下两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⁴²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应以诉讼或仲裁为必要途径。主要理由包括：其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法定优先权，在性质上区别于抵押权等其他优先权。抵押权的设立需以当事人签订抵押合同、明确抵押物与担保范围，并办理抵押登记为前提；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则无需合同当事人另行约定权利客体与受偿范围，亦无须履行登记等公示程序。然而，正因其为法定权利，该权利的行使对象、受偿范围、行使期限及方式等均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其二，司法实践中，如建设工程合同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或建设工程已被依法拍卖，通常认可承包人可通过申请仲裁确认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或以优先权人身份参与建设工程拍卖价款的分配程序等方式行使权利。相比之下，仅通过发函主张权利或依赖对方回函认可，既非法定行使方式，亦未在司法实践中形成普遍共识。其三，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抵押权指向同一标的物，且抵押权的实现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存在及范围大小而受影响，则应认定抵押权之实现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案件的处理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此情形下，抵押权人对于确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生效裁判，具备作为原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第二种观点⁴³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可通过发函或协议折价的方式进行。作为一项法定权利，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自承包人享有之时即告成立，无需经过法院确认。从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的角度出发，在符合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认可发函或协议折价作为权利行使的有效方式，不仅有助于提高纠纷解决效率，也更有利于及时实现权利保护。

笔者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方式并不限于诉讼或仲裁，亦可通过发函、协议折价、债权申报、执行异议⁴⁴等非讼方式实现。只要承包人积极主张权利，并未怠于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其合法权益原则上即应受到保护。若将权利行使方式限定为诉讼，不仅不符合立法原意，亦可能不当限制承包人依法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利。

结语

[1] 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催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隋彭生著：《合同法要义》（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 ]马俊驹、余延满著：《民法原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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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谢勇、郭培培：“《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承包人向执行法院主张其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且未超过除斥期间的，视为承包人依法行使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载《人民司法》2022年第23期。

[12] 李玉林、郭卫军：“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转让相关问题探析”，载《人民司法》2024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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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人民法院案例库：“指导案例150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诉浙江山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田依利高鞋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入库编号：2021-18-2-470-003。

[15] 人民法院案例库：“陈某甲、陈某乙与甘肃某建设集团、清水某房地产公司执行监督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虽未经执行依据确认，权利人仍可在执行程序中主张”，入库编号：2023-17-5-203-034。

[16] 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1281号民事裁定书。

[17] 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1444号民事裁定书。

[18]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255号民事判决书。

[19]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3349号民事判决书。

[20]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执监470号执行裁定书。

[21]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终869号民事判决书。

[22]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终958号民事判决书。

[23]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18号民事判决书。

[24] 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2026号民事裁定书。

[25]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申3524号民事裁定书。

[26]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津执107号执行裁定书。

[27] 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2017）鄂0921民初551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