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法定代表人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法律风险
2020-01-06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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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3日,在最高人民法院最新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以下简称“文明执行意见”)中第五条明确规定“单位是失信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纳入失信名单。”


 对于该条意见,各方反应不一,有律师戏称这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以形容这可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执行松绑的信号。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持续加大执行力度的特殊背景,而在新年伊始,最高法院新鲜出炉的文明执行意见,是否意味着此前加大执行力度,基本解决执行困难的立场将发生转变?


 我们结合针对法定代表人在强制性执行阶段法律风险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归纳和解读,可以得出前述疑问仅仅是对最高人民法院文明执行意见相关条款的误读的结论。


一、当公司作为被执行人被纳入失信名单时,法定代表人并不必然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仅担任法定代表人(非股东)是不会被列为被执行人,一般不会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根据《公司法》第3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公司的人格独立制度是现代公司法的根基,也是公司制度的魅力所在,有限责任制度有效的隔离了股东与公司之间的风险,使股东有意愿投资于公司开展各类经营活动,而避免因公司正常经营风险被一并牵涉进去。


在正常经营活动中,当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时,公司以其全部的资产对外承担责任,在没有经过破产清算程序之前,公司能否全部履行债务仍是一个未知数。如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仅仅是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代表公司法人行使职权的人,而不是公司的股东,其没有法定的义务为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不会成为被执行人,更不会因公司被列入失信人名单而一并被列入失信名单。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法定代表人同时是公司的股东(投资人),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可能被申请追加为被执行人从而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的。主要情形有[1]:


1.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由此可见,法定代表人同时兼具公司的股东身份时,可能基于公司法关于“揭开公司面纱(PCV/LCV)”原则(现行公司法第20条规定)而导致其在法定的条件下承担公司债务连带清偿责任,进而被列为被执行人,在此时,若法定代表人怠于履行相关裁判文书的履行义务,是极有可能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综上所述,在公司被纳入失信名单时,仅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不必然会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公司被纳入失信名单后对其法定代表人所产生的法律影响


为了保证在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的顺利执行,我国对被执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规定了很多的限制措施。具体而言:

(一)     限制高消费[2]

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1.   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

2.   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3.   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4.   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5.   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6.   旅游、度假;

7.   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8.   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9.   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前述权利限制在《关于印发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发改财金(2016)141号】中亦有更为详尽的规定。


现实中,一定程度上存在单位财产与法定代表人个人财产混同的情况,这是不是在执行过程中将法定代表人一并列为被执行人的理由?财产混同并不必然是将法定代表人列为连带的债务承担人的法律依据,更不必然的可以将法定代表人列为被执行人。但为了敦促被执行单位能够主动诚信的履行裁判文书履行义务,对法定代表人采取必要的权利限制措施,有助于完成前述目标。


(二)     限制出境[3]

被执行人为单位的,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限制出境。


(三)     协助配合调查义务[4]

为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和履行义务的能力,可以传唤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实际控制人、直接责任人员到人民法院接受调查询问。对必须接受调查询问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人民法院可以拘传其到场;上述人员下落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相关规定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查找。


(四)     刑事责任[5]

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里所说的刑事责任是指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对于法定代表人是否等同于本条所述及“法定代理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仍可在个案中予以论述和探讨。


(五)     配合执行的义务[6]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对于法定代表人是否等同于本条所述及“法定代理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仍可在个案中予以论述和探讨。


综合前述在执行程序中对于被执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所设定各项权利限制可以看出,在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后,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履行基本的配合执行义务,包括协助调查、接受谈话及公司财产申报等,同时鉴于目前执行的现状,公司法定代表人还要面临被列入限制高消费名单、限制出境、受到信用惩戒、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该等为敦促被执行单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的各项执行义务,体现了加强对其法定代表人个人权利的必要限制,是当前强制执行法律体系和政策所注重的一个侧重点。


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在新年伊始发出的文明执行意见文件,进一步确认针对单位作为被执行人且被纳入失信名单时只能对其法定代表人可以采取限制高消费等措施,而不能将被执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纳入失信人名单,与坊间猜测将放松执行力度之间并无关联。


对于律师实务而言,需要厘清法定代表人在强制性执行程序的权利和义务,做好合规建议,避免相关当事人受到不合法的对待。


更为重要的是,现实操作中不乏实际控制人以“人头”的方式找不相关的人员担任某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对于此类法定代表人,更应谨慎对待在强制性执行程序中的法律风险,以避免遭受“无妄之灾”。


但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某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利用有限责任制度的漏洞而逃避实际应当承担的债务清偿责任,在当前公司法制度,以及破产清算制度下,我们仍然建议在签订重要交易合同中,应当明确实际控制人在交易中的地位,并通过担保的方式将实际控制人关联进交易,以尽量确保在需要实际控制人连带承担法律责任的时候,在公司法制度之外,仍有救济途径可供选择。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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